王徽之，是王羲之第五子。东晋时，士人崇尚纵酒放达，王徽之亦如此。因此，不久他就放弃官东归，退隐山阴。有一日，夜里下大雪，他睡醒过来，命家人开门酌酒。他边喝酒，边展视远处，但见一片雪白，“四望皎白”。“因起彷徨”，于是咏起左思《招隐》诗，忽然想到了当世名贤戴逵。戴逵即戴安道，《晋书》本传说他“少博学，好谈论，善属文，能鼓琴，工书画，其余巧艺靡不毕综”，“性不乐当世，常以琴书自娱”，“后徙居会稽剡县”(今嵊县)。山阴与剡县相隔甚远，溯江而上，有100多里。王徽之连夜乘小船而去，过了一天才到了戴逵家门。但这时，他却突然停住了，不但不进门，反而折身转回。有人问他，你辛辛苦苦远道来访，为什么到了门前，不进而返呢?他坦然说道：“我本是乘酒兴而来的，现在酒兴尽了，没有兴致了，何必一定要见到戴逵呢?”这就是千秋传颂的“雪夜访戴”的故事。

　　“白马湖”的先生们与绍兴老酒。

　　白马湖的名人，如夏丐尊、刘董宇、朱自清、朱光潜等在春晖中学时就有“酒聚”的习惯。他们不爱白酒，只喝绍兴老酒。后来这几位名士先后到上海，办起“立达学院”，仍继承了白马湖畔的“酒聚”习惯。开明书店开张后，索性名正言顺地成立起“开明酒会”，并且明订了入会条件：必须具有一次能喝下五斤绍兴加饭的能耐才能吸收入会。当时夏丐尊、丰子恺、叶圣陶、郑振绎和开明书店的章锡琛老板全都达到入会条件而入选。这个酒会每周举行一次，许多组稿、编辑、出版、展览等事宜都在这酒会中达成。

　　一次，丰子恺的学生钱君也想入会，但苦于只能喝三斤半绍兴老酒，章老板硬是不同意，还是年长的夏丐尊仁慈，劝说：“君积极要求入会，值得鼓励，尺度略可放宽，打个七折吧!”在人们敦促努力争取达标的呼声中，钱君终于破格入了会，而且不负众望，居然不久一次也能喝下五斤绍兴加饭酒了。

　　据现在台湾的文艺界人士、“白马湖”人陈星先生回忆，丰子恺与1948年去台湾，与开明书店章老板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个人画展之际，作家谢冰莹劝他在台湾定居，丰子恺说：“台湾好极了，真是个美丽的宝岛，四季如春，人情味浓。只是缺少了一个条件，是我不能定居的主要原因。”谢冰莹问：“什么条件?”丰子恺独句回答：“没有绍兴老酒!”引来了四周人的一阵大笑。

　　这不是笑话，因为台湾光复初期，随着陈仪的浙江、江苏帮等上台湾岛，因餐聚、生活的需要，几位有远见的绍兴酒酿造开始到台湾生产起绍兴老酒，填补了台湾不产绍兴老酒的空的。但是质量太差，差到什么程度?据陈星先生回忆：丰子恺到台湾不久，耐不住没绍兴酒喝，便给在上海的学生胡治均写信，说他在台湾备受旧友新知的款待，一切都很好，但“美中不足是此间酒味太差，难以上口。”胡治均心领神会，马上在上海买了两坛绍兴“花雕”酒，托人随船带到台湾。这可乐坏了老师，丰子恺特别为此在台北举行了一次酒宴，使台湾的白马湖旧友和新知们大过了一回绍酒瘾。这段酒话，至今仍为台湾健在的与“白马湖”有渊源的人们传为佳话.

　　近代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于绍兴长于绍兴，对绍兴酒可谓是耳濡目染，偏爱有加。

　　据他的好友回忆介绍，他虽在外地工作了数十年，但始终保持从小在家乡养成的生活习惯和爱好，他喜欢绍兴酒，餐餐必饮。每年他都托亲友从绍兴买上数坛酒运去，备在家中自饮或请客。除了绍兴酒，蔡元培的下酒菜也大多是绍兴特产，如干菜、霉千张等。逢年过节，他还要托亲友给他邮寄酱鸭、槽鸡、鱼干等绍兴年货。就连他平时用的酒壶也是从绍兴带去的锡制酒壶，里圆外方，中有夹层，天冷时可充灌热水温酒。

　　蔡元培每日饮酒，一些好友说他是“每饭必酒”，但他很有节制，从不喝醉。他平时自斟自饮，一般每餐以旧时四两为度，菜是普通的家常菜，细嚼慢饮，少饮常乐。1939年，刘海栗先生拜访他时，曾过问他是否每饭必酒?72岁高龄的蔡元培没有否认，他坦然地告诉刘海栗;“不要紧，人到老年不免可怜自己，这点积习难以戒除了。我喝得很少，从未醉过。”

　　蔡元培是一名大学问家，性情随和，温文尔雅。他待人接物总是谦逊和气，饮宴之时，注重饮酒礼节，不论男女老幼向他敬酒，他都要举杯回敬。一次，他的一位学生陪侍蔡元培到宁波，在象山黄公岙一史姓朋友家小住。史家招待热情周到，主人知道蔡元培好酒，除中晚餐供酒外，早餐也备有丰盛酒菜。这位学生也爱酒，但没有喝早酒的习惯，他就把酒杯倒扣在饭桌上，表示自己不喝早酒。事后蔡元培对他说，这样做不好，不合酒桌礼仪。主人倒满一杯你不喝，放在那里，人家知道你不喝早酒，不会勉强你，但倒扣杯子就显得对主人不够尊重。这为学生很受启发，以后每当别人向他敬酒时，他一定会象他老师蔡元培那样，注重礼节，并谦恭回敬。